于彼时的毛泽东而言,强大声望的树立并非权力所赋予,而是依靠“德”与“能”赢得众多的拥趸。——《印刷工业》杂志总编 李君
浏览数:4 

  从出发至今,我们沿途寻访的几个博物馆或纪念馆中,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馆藏”大概算得上最为丰富的一个,尤其多份珍贵文稿的影印件展示,让我们眼界大开,不禁猜测这是否与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发展史上最为重大的转折点有关。用张闻天的话来说: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在历史长河中,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由重要的历史人物来领导、推动。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在于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中央领导,从而使党和红军在极端险恶的情况下转危为安,保证了红军长征的胜利,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纪念馆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两份资料:“12月下旬,张闻天向王稼祥说出要更换中央军事领导的决心,张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情绪一扫而光……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获得了新的生命。”足见,“救世主”毛泽东从上至下的高人气与声望。

  于彼时的毛泽东而言,这种声望的树立并非权力所赋予,而是依靠“德”与“能”赢得众多的拥趸。先说“德”,远大的革命理想,坚定的革命信仰,大难当前的身先士卒,这些都是革命领导人的基本素质,无需细说,“能”一字考核的是政治智慧,而不仅仅是业务素质,尤其在当时的复杂斗争形势下。毛泽东的“能”,在我看来,一是审时度势。在复杂形势残酷战局混杂思潮中,抓重点讲策略,正是他的过人之处。遵义会议召开前,有人曾建议应该借机解决斗争路线问题,毛泽东却解释,过早地发动斗争,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不利于对敌斗争,需等到瓜熟蒂落时。正是他的审时度势,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集中全力解决当时最紧迫、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认识尚不一致的政治问题留待以后解决,才使得遵义会议胜利召开。这种“求大同”的策略,既保证了最主要问题的解决,也维护了党内团结。二是坚持原则。虽说真理很多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作为一个集体决策,如何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说服不同意见的人,需要策略。比如打鼓新场战役,就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与反复说服下而放弃。三是重视思想传播。无论在遭受排挤的失意之时,还是在意气风发的得意之际,毛泽东始终重视作文著述,将自己的实战经验升华为理论,形成完整的思想及理论指导体系,深入基层。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写道:“他(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这种说法的出发点按下不表,从侧面多少也说明了毛泽东对于思想传播的重视。

 如果说领袖所面对的是复杂斗争形势,企业经营者所要面对的则是当前复杂的经营环境,这就需要经营者发挥“企业家精神”。虽然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我认为以下特质或是共有:想象力(或创新力),外加野心、执着与情怀。马云说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后天很美好,但大部分人都死在明天晚上,看不到后天的太阳。看似绕口的话其实给了我们充分的启示。

 印刷工业》杂志总编 李君